颜红菲(以下简称“颜”)：韦斯特法尔教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对您进行这次访谈。从1999年的文章《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到目前出版的一系列专著，表明您在地理批评研究上的不断深入，您能否对自己的研究做一个整体上的概述呢？

贝尔唐·韦斯特法尔(以下简称“韦”)：地理批评作为批评方法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你提到的1999年的那篇学术论文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法国我们拿到Ph.D指导资格需要对你近十年的所有研究做一个详细的总结，要完成大概页的自主分析，分析内容涵盖自己先前的文章作品内容及其框架、逻辑关系和原创思想，将其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这样才算达到招生资格。我发现在90年代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有15篇文章都是关于各个地方的、关于地中海地区的，如巴塞罗那、的里雅斯特、伊斯坦布尔、塞浦路斯等，分析这些地方如何在地方文学、电影中，以及外来作家笔下被呈现，这样的一系列研究后，在1997年我意识到我实际上一直在做什么，地理研究的最初思想也由此产生。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但是形象学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家、文本及人物，对地方本身兴趣不大。而我正好相反，我对地方、游客、作家感兴趣，我颠倒过来了。我意识到这种差异，这就是原创点，我把它称为“地理批评”，我也想叫它“地理诗学”，但这个名字已经存在了，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空间理论被运用到不同的领域，有“地理诗学”“地理学”“生态地理”等，为了区分，我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地理批评”。我在1997年第一次提出“地理批评”这个词，两年后，也就是1999年，在利摩日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提交了《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这篇论文，2000年论文正式在学报上发表，2005年我开始在德克萨斯撰写专著，2007年完成了《地理批评》，时间跨越10年。2010年我开始从世界的维度、用宏观的视野来进一步拓宽地理批评研究领域，设法了解文学和文化是怎样在世界传播的，不同的视角可以帮助你丰富宏观视野，比如地图，尤其是艺术地图，太让我着迷了。地图让我们认识世界，尤其对我们文学工作者而言，它帮助我们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想象一下，当一个中国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和南美艺术家坐在一起，也许他们不能直接对话，但他们也能够通过艺术地图这种视觉形式相互理解。图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我不懂中文，但中国有许多世界顶级的视觉艺术家，对我而言，欣赏一幅中国绘画作品比阅读中文要简单多了。重点是，如果你想了解东方、了解世界，获得一种全球性视角，那么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帮助你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研究世界文学有一个悖论，我昨天读到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里面谈到只要学会1214门语言，中文、英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等，你就可以与全世界超过90%的人交流。但即便如此，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世界文学的悖论就是你要讲述这个世界，却又无法进入这个世界。这时，我们需要从外部达到这个目的。也许你无法通过一种抽象语言进入你所不了解的世界，但你可以通过视觉艺术这种较为直接，但又不是显而易见的方式来进入。全世界有数以万计的艺术地图，全球的艺术家们都能理解它们。我在午夜出版社出的第四部专著就是全部关于地图的，最近刚刚出版，书名叫《迷失地图集》。

颜：您最初是在比较文学学科里提出引入地理批评，作为形象学的补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地理批评应该如何理解呢？

韦：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了。文学地理批评要从地点与地点再现的关系出发，探寻真实世界在书本中是如何呈现的，外部世界是如何被隐喻化的。文学地理批评强调一种多重聚焦，形象学的单一聚焦方法此时就不再适用了。所谓多重聚焦，不是单重或者双重，是多重，就是说当我们研究一座城市时，要尽可能找到呈现同一城市的多个不同文本，比较这些文本之间的异同，要注重每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以西安为例，一千个作者笔下也许有一千个西安，在这些文本中得到一种反馈，这种反馈不仅让你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更能让你通过对比每个作者呈现这座城市时的差异和采用手法的差异，发掘每位作者写作的特点和独到之处。因此，从多重聚焦的角度来看问题，会有千变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方法带来的研究成果比形象学要复杂，信息量的饱和度也大很多。对于某一特定空间而言，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如果你有另一本书、另一种书写、另一种表征，你就拥有了很多个世界，就像一个星丛(Constellation)一样。这种方法至少有两个要点：其一，以不同的表征为参考相互比较，比方说对一个地方的23种甚至15种的表征进行比较，你就会更好地了解每个单一的世界；其二，你也会明白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彼此影响的方式，这是对地方的一种互为虚构性(Interfictionality)的把握。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主义者，理论上而言，文学地理批评的多重聚焦建立在多个文本与多个作者的比较上。但在实际应用中，也有学者把这种方法运用在对单个作者或者单个文本的分析上。我个人就曾应邀在巴黎做过针对两位独立作家的批评，一位是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另一位是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有非常强的地域性。但一开始我也很困惑，如何用地理批评的方法来研究单一世界，之前都是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下进行的。当对单一作者或单个文本进行分析时，我想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地理批评方法中的某些要素，更关注地点本身，在一个比作者描述空间更大的空间里解读文本。我想这一方法在美国文学、法国文学或中国文学中应该都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