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几十年来欧美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涌现出一批比较知名的学者，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不同学者因研究旨趣与方法不同，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侧重点的差别，如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工业社会的来临与民族主义的出现之间建立了关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民族的建构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生成，安东尼·史密斯重点研究族群认同中的文化因素与历史记忆等。与这些学者相比，作为历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自己回归历史真实又兼具独到判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①

霍布斯鲍姆的著述甚丰，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持续而深入，在其专著《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方案、神话与现实》（英文题名“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中文译本将题目缩略为《民族与民族主义》）中他着重探讨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变迁及对民族国家的塑造，兼及民族主义向全球的流散；在其重量级的通史性著述“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的前三部，也都辟有专章讨论欧洲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与《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方案、神话与现实》形成相互补充。此外，在其主编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在其访谈录《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在其研究工人阶级的专著《劳工的世界：对劳工史的深入研究》，在其评论20世纪文化与社会的专著《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在其发表于《过去与现在》《纽约书评》等报刊杂志的论文或评论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考与阐释。通过对霍布斯鲍姆这些著述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霍布斯鲍姆因其通史性写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但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真正专擅的是被他称为“长19世纪”（即1789年至1914年）的欧洲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笔者认为，霍布斯鲍姆在对欧洲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与演进的研究中，在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深入分析阐释。其一，通过回归历史事实，看到了欧洲历史变迁中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其二，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到了欧洲不同阶层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与接纳中的共性与差异性；其三，通过文本分析看到诸多“传统的发明”，看到欧洲民族主义叙事的建构性特征。

一 历史变迁与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对现代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现代性是建立在三个基本价值之上的：一是工具理性，二是个人权利，三是民族主义”[1]。现代性指明了一种时间维度，即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古老的现象，而是在历史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因应历史潮流而出现的。霍布斯鲍姆就直言，“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2]10，这是霍布斯鲍姆展开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基础性立场。

确定了从现代主义立场展开分析之后，还需要确定什么是民族主义。为了便于进行社会史考察，霍布斯鲍姆赞同并援引了厄内斯特·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界定，即将民族主义作为一项政治原则，“认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该是一致的”[3]。这一定性显然只是描述了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并没有给民族主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涵或外延，也不是一个简约的分析模式，但这正是霍布斯鲍姆选择这种民族主义定性的原因所在。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他敏感于历史的流动性，认识到历史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民族或民族主义不可能有一个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避免用先验设定的民族主义概念去划分和推演历史才能更加符合历史事实。霍布斯鲍姆所要关注的是历史变迁中民族主义演进的复杂性及其对民族、民族国家塑造的波折性，用霍布斯鲍姆自己的话来说，“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会呈现出力量的拉扯”[4]127。

就民族主义诱发的思潮与行动来说，社会力量拉扯的结果是，在“长19世纪”中欧洲民族主义的内涵随着时代演进产生着变化。霍布斯鲍姆注意到，从宏观层面来看，欧洲民族主义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从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向不具限制性的对民族自决权的强调的转变。在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时期，能够强调自己是国族、具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必须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国家，也就是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地理规模和人口规模，并且倾向强调该民族要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这显然更适合欧洲那些清晰可辨的大国，或者说已经成型的国家。意大利的马志尼被霍布斯鲍姆看成19世纪欧洲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和运动家，只有理解了19世纪普遍盛行的具有限制性的民族原则，才能够理解这位倡导民族独立的代表性人物为何会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独立运动，因为爱尔兰被认为面积太小、影响力太弱，不符合当时的民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