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兴安岭生活民族的神话——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的共生物，是在生活相对稳定，有一定的回旋地域，经常与某些动植物或自然物接触，从而从自然崇拜中衍生出来的崇拜。其深刻程度远胜于一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是真正的原始宗教。中国的龙，具有图腾的基本特征，它是各民族共同崇奉的图腾神。传说炎帝、黄帝、尧、舜和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其形貌，都与龙有关，是龙种、龙子。直至今日，我们还常说“龙的传人”或“龙的子孙”，这些都是图腾祖先观念的残余。在大兴安岭生活的古代民族和现在的蒙族、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都曾有过自己的图腾崇拜，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神话。
大兴安岭各民族的先人对自然的崇拜是同狩猎生活和采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衣食都取之于野兽，人们把狩猎所获取的野兽，视为主宰野兽的“神灵”的恩赐，因而加以崇拜。大兴安岭各民族的先人当时还不理解人类的起源，认为某种动物与他们的氏族有着血缘联系，于是视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对它加以崇拜。这叫作图腾崇拜。大兴安岭各民族的先人，随着灵魂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死者及周年的悼念活动。于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人们既然创造了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与福祸寄托在这些神的身上。
拓跋鲜卑把马鹿称为“神兽”，当成本部族的图腾，这在《魏书·序纪》和《北史·魏本纪第一》中有更明白的记载：“圣武皇帝讳洁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於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这里的“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据专家考证，就是马鹿。如果没有马鹿这个“神兽”的引导，鲜卑人是无法走出“九难八阻”的高深山谷的。这个故事反映了拓跋鲜卑在大兴安岭生活期间的图腾崇拜的社会现实。拓跋鲜卑之所以选定马鹿作为本族的图腾，是因为马鹿与拓跋鲜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结下了不解的渊源。在山路崎岖的“大鲜卑山”，马鹿凭借雄健的体魄成为拓跋鲜卑及其先祖狩猎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成为拓跋鲜卑人崇尚和爱护的瑞兽。拓跋鲜卑由森林迁徙到草原之后，完成了狩猎生产到游牧生产的转变，其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交通工具也由马鹿换成了马。然而，拓跋鲜卑与马鹿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情感上是无法割舍的。
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对天的信仰观念和祭祀形式还没有完全固定成熟，而是依然停留在对古老的大自然在对古老的大自然物的具体崇拜的水平上；而蒙族在不同程度上都已从大自然崇拜中突出了对天的崇拜，天神已经被提高到了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他们的祖先都曾在大兴安岭生活，对山也十分信仰和崇拜，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影响巨大民间传说里，崇山峻岭往往是全人类和民族起源的发祥之地。对圣山的向往和推崇和对祖先及其灵魂的信仰与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后世对“山神”的信仰与崇拜。火在大兴安岭各民族的信仰里通常同女神联系在一起；而水则被看作是宇宙初始的形态，同时是生命的源泉。因此，不可亵渎、毁坏上述的一切；一切都是神的赐予，要真心地满足于神的赐予。
《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姻族。蒙古民族的图腾崇拜，就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的有力证据。《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多桑蒙古史》第二章云：“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蒙古被他族灭”。这个“他族”正是周穆王的劲旅。两书遥相呼应，证实此狼鹿氏族正是蒙古部落。《元朝秘史》和《史集》都记载了关于蒙古人祖先的神话传说。远古时，蒙古部落被其他部落所灭，仅两男两女幸存，逃到名为额尔古涅昆的山中(额尔古纳河畔山岭也就是大兴安岭)。 后来子孙繁衍，分为许多支，山谷狭小不能容纳，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勃儿帖赤那(意为苍狼)，他的妻子名叫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他们率领本部落的人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居住。这一传说反映了蒙古先人从额尔古纳河西迁的事实。苍狼白鹿的神话传说，反映了蒙古先民的一种图腾观念。鹿生活在森林里，以白鹿为名的氏族正是在发源于大兴安岭的室韦人，鹿善于奔跑而且柔顺、和美具有神力，古代人对它产生崇拜之情，史书中对它有记载。蒙古萨满认为鹿能显灵，可以驱魔镇邪。内蒙古巴尔虎、察哈尔、科尔沁等地区萨满巫师所戴的帽子都用铁皮制成鹿角加以装饰，所用的青铜镜和法鼓也都刻画着鹿的形象，说明蒙古先民、特别是森林狩猎民曾以鹿为图腾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