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非洲民族学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有组织、系统地非洲研究的兴起而开端,经过近三十年的翻译、编辑、搭建框架与概况梳理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其间所经历的奠基、发展与转型都与一位逝者、前辈息息相关。他是葛公尚①葛公尚(1940-2007),陕西扶风人。,中国知名的世界民族研究专家、非洲民族学者、原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研究员。他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即是中国非洲民族学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

葛公尚于195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1960年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非国家通用语言斯瓦希里语专业学习,1964年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工作、深造,堪称中国在正规大学学习斯语的第一人,1967年调入外文局,翻译《毛泽东选集》1-5卷,任“毛选”斯瓦希里语组组长。期间,葛公尚专注于翻译伟人经典著作十余年,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对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思想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葛公尚于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民族学所开始从事非洲民族研究,终于迎来了他个人学术事业的春天,尽管他当时将近四十岁,但他精通俄语、斯瓦希里语、英语三国语言,再加之前半生笔耕不辍、勤勤恳恳的翻译训练,使其养成了治学严谨、敬业好学的优良学风,并成为他后半生从事非洲乃至世界民族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葛公尚博览群书、著作丰硕,编译作品字数达二百多万字,参与各类百科全书、词典、辞书的编写,并在民族研究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完成多项国家、社科院内的重点课题,累计撰写字数二百多万。不论在过去还是当下,他通晓三国外语以及对学术工作的尽心竭力、勤恳踏实,都令后辈学者们高山仰止。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非洲民族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却鲜少被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界所提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本文即是通过对葛公尚学术人生的追忆与探究,回顾并重新认识其在非洲乃至世界民族研究领域的开创工作与卓越贡献,并就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非洲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反思,同时展望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二、由葛公尚学术人生史回溯中国非洲民族学研究

1979年前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立了世界民族研究室,自此国内的民族研究开启了对中国以外世界民族的关注与译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环境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内世界民族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葛公尚凭借其通晓三门外语的功底,从国家外文局被调入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从事非洲民族研究工作可谓适得其所。由于民族所自成立起就以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为基础,且将所址设在中央民族学院内(俗称6号楼),当时在学校内从事非洲民族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费孝通、顾章义、葛公尚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回顾国内非洲民族研究的历史,笔者归纳为三个时期。

(一)20世纪50-70年代末,非洲民族学的萌发期,主要成果是外国译著与内部读物

对某一学科发展的认识与理解必须要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之下,彼时中国的非洲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服务党和政府的“对非”工作需要,完成上级交办的指令性任务而设置,①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为了联合并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发展民族经济,中国政府亟须对远隔万里重洋的非洲国家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以便于为国家领导人做决策参考。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非洲外宾时发表了关于加强非洲研究的讲话,并明确指示“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两个月以后,作为中国首个成建制的专门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应运而生。且多系集体合作的内部报告,内容主要涉及非洲政治、外交、经济及重要人物、事件等,对民族文化研究涉猎较少,且大多为编译苏联或西方的非洲研究成果,尚无实地调研的一手资料。这些成果大多为内部资料,直接报送职能部门,并不为大众所知晓。尽管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这些译著与报告却为中国学术界有组织、系统地进行非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顾这一时期有关非洲民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的非洲民族研究作品。196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非洲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1954年编撰的大部头著作——《非洲各族人民》。[1]该书从地理区域进行民族划分,力图对非洲各主要民族的历史、文化、现状进行全面的论述。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学者奥尔洛娃的著作《非洲各族人民：文化、经济和生活概况》,[2]该书可以看作上一本大部头的缩写版,简要论述了非洲各地区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196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秦文允翻译的杜波伊斯撰写的《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3]原著虽然是英文版,由于中国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中文版是根据1961年的俄文版转译而来,且为内部读物。1966年,费孝通翻译了塞利格曼撰写的《非洲的种族》一书,可惜在最后校对时他突受冲击,原稿散失；1978年他决定重译,终于1979年译成,并于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虽然迟到了16年,却由此可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对于非洲民族情况的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萌发,费孝通在后记中将这本书在社会人类学学科中的历史地位略述如下：“这是一本有关非洲民族的标准读物……也是社会人类学入门启蒙之作,适合于一门学科初创时的要求。”[4](P199)费孝通想让更多中国学者认识到非洲民族研究之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重要意义,并且希望后学之士应当注意前人怎样通过实地观察,充分掌握当时已有的资料,对十分复杂的现象,分析整理,使其条理清楚,门类分明。这与费老后来强调的社会类型比较法一脉相承。事实上,西方在认识了解非洲之初期,也是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历程：20世纪初期的欧洲殖民者对世界各地众多的民族集团亟须有个概括性的全面鸟瞰,对非洲各族人民的复杂现象要摸索出一个大概的要领,当然其中必有些错漏之处,却给后人从事此项研究勾勒出一个基本的框架。这是一门学科肇始时期的奠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