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M.H.艾布拉姆斯绘制的文学理论图谱中，“世界”和“作品”“艺术家”“观众”一起构成了文艺作品的支撑点(Abrams6)。然而在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渐渐隐去，从俄国形式主义“技法”说到结构主义“自我指向”说，从罗曼·雅各布森的“诗功能”说到罗兰·巴特的“文本”观，“世界”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越来越趋于边缘。这一状况在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改变，标志是“世界”隐喻在叙事研究中的系统化介入，催生出一系列“世界”叙事理论，研究虚构叙事的“沉浸”审美效应、认知心理机制，探索虚构在现实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介绍当代西方三种“世界”叙事理论——“可能世界”理论、“虚构世界”理论、“故事世界”理论的基本概念、发展简史、理论现状，再借助于三个概念隐喻——“世界是物质容器”“世界是关系网络”“世界是心灵投影”——探讨“世界”隐喻对当代叙事理论的多方面介入和多层次影响。

一、 叙事理论中的“世界”

1. “可能世界”理论

“可能世界”理论出自哲学，美国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把“可能世界”界定为“整个世界方式、状态或历史的总和”(Kripke,NamingandNecessity16)。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戴维·刘易斯把“可能世界”界定为“以可能方式存在的实体”(Lewis,Counterfactuals84)。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认为“可能世界是由一系列相关命题所表达的可能事态[……]是想象、信仰、愿望等现象中出现的世界”(Eco219)。

“可能世界”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莱布尼茨的《神正论》，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心中有无限多个可能世界，上帝选出其中最好的一个，把它创造出来，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当代哲学界最早使用“可能世界”概念的是克里普克，他在1963年发表文章《模态逻辑的语义研究》，提出三项模态结构(G, K, R)以解决模态逻辑问题。克里普克提出可以把K视为许多“可能世界”的集合，把G视为“可能世界”集合中的一员，即现实世界，把R视为将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关联到一起的关系(“Semantical Considerations”84)。

理论界关于“可能世界”的争论很大，不同研究者所使用的术语也不尽一致。美国哲学家彼得·凡·因瓦根把“可能世界”理论分为具体论和抽象论： 具体论认为“可能世界”是具体实在，代表人物是刘易斯；抽象论认为可能世界是抽象建构，是哲学“可能世界”理论的主流(Inwagen186)。另一位美国哲学家罗伯特·亚当斯把“可能世界”理论分为可能论和实存论两种类型： 可能论认为各个“可能世界”在本体上没有区别，实存论则认为现实世界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占有先天优先地位(Adams211-31)。

综合前辈学人的描述，可以发现“可能世界”概念中包含两对对立关系： 具体—抽象对立，现实—建构对立。两组对立关系组合形成四种“可能世界”类型：

AB=具体建构论，认为“可能世界”有着具体时空界定，是思维建构的产物，代表人物是艾柯。

BC=抽象建构论，认为“可能世界”是抽象概念，是思维建构的产物，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尼古拉斯·莱斯彻。

CD=抽象实存论，认为“可能世界”是抽象概念，是实际存在的逻辑结构，抽象实存论是哲学“可能世界”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有克里普克、阿尔文·普兰廷加、贾科·辛提加等。

DA=具体实存论，认为“可能世界”有着具体时空界定，存在于其他物理空间之中，代表人物是刘易斯。

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世界”理论渗入叙事研究中，①经过托马斯·帕维尔、卢波米尔·多勒泽尔、玛丽—劳尔·瑞恩、尤里·玛戈林、露丝·罗伦、伊连娜·塞米诺等人的推动，“可能世界”理论已融入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主流，德国叙事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描述当代叙事学“中兴”，首先提到的就是“可能世界”理论(Fludernik, “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37)。另一位德国叙事学者安斯加尔·吕宁为所谓“后经典”叙事学绘制了一张路线图，把“可能世界”理论列入哲学叙事理论(Nünning250)。新千年以来，“可能世界”理论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在戏剧研究(Degani-Raz307-29)、音乐研究(Yako181-96)、电影研究(Buckland177-92; Sellors203-16)、虚拟现实研究(Ryan, “From Parallel Universes”633-74; “Narrative/Science Entanglements”171-86)等领域都留下了印记，已成为一个跨学科隐喻，“代表着逻辑学、科学哲学、文学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的融合和交换”(Ronen,PossibleWorlds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