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观念是指人们用某一个或某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它能够传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绘画、写作和与他人沟通，从而实现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的意义，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并与社会行动联系起来，对社会进程产生重要影响[1](P3)。作为一个现代政治观念，民族问题起源于中西碰撞引发的天下体系崩解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衔接期。显然，厘清民族问题概念在这段历史中的演进脉络，既必要且有意义。诚如概念史家所言：“许多产生于近代、与外部世界和事务有关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一旦脱开这种概念考辨工作，我们认识近代历史的眼光，很可能会变成空洞而混乱的观念杂合。”[2](P4)同时，概念是构成意识形态的要素，意识形态是由一个个概念排序组合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解体并不意味着构成它的概念解体，概念可以游离出来继续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因此，概念研究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基础。

目前概念史研究还未将民族问题列入概念清单，同样，现有民族问题概念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尚未涉入观念史研究的方法。在研究路径上，观念是用关键词表达的可社会化的思想，与注重思想家原典的思想史研究不同，观念史研究必须以表达该观念关键词的出现规律为线索，通过解读不同历史语境中关键词所表达的具体意义，来呈现这一观念的历史演进脉络。民族问题概念潜藏于不同语境下“民族”一词含义的演进脉络之中，笔者以近代报刊中“民族”一词为关键词，探寻中国语境下民族问题概念的起源和演进脉络。“民族”一词是中国本土词汇，表“种族”“族类”和“宗族”等意，在晚清以降的中外互译过程中，“民族”一词逐渐获得了“国民”和“国家”的现代含义，西文语境中的nation也经历了中世纪的“非政治组合的族类”和18世纪下半叶的“国民”和“国家”含义的演变过程[2](P119-125)。考察中文语境下“民族”一词接近nation现代含义的过程，也是探寻民族问题概念起源的过程。

笔者选定1837年“民族”一词初现到1922年民族问题内涵基本形成这一时期为研究时段，根据“民族”一词词频分布规律及其所折射的民族问题概念情况，可将中国语境下民族问题概念起源和流变过程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二、民族问题概念形成的认知基础（1837—1899年）

如图1显示，1899年以前，“民族”一词只是零星出现。这一时段“民族”一词是士大夫用以理解外邦之民的本土词语，多取“族类”“种类”和“宗族”等意[3]，同时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人，在英译汉书中亦使用“民族”一词对译英文race、ethnos、people 等词，以便于中国人理解。因此在中西同文化的过程中，“民族”一词的本土含义向外邦延展，国人开始用对等的眼光看待他者，这是民族问题概念形成的认知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一些开明士大夫开始开眼看世界，此时便用“民族”一词传统含义译解外邦之民。如被革职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在镇江与好友魏源彻夜长谈嘱其写一本认识西方激励世人的书。1843年1月《海国图志》前50卷书成，魏源在《国地总论下》写道: “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4](P1889)显然他已意识到不能再用“夷狄”称呼对方了。又《卷十东南洋五》 曰：“民皆拜佛，山内有野民，族类愈不一，缅甸人能识”；又《卷四十八大西洋》 载：“其国古时列分，其居民族类各殊，至於土耳其。”[4](P1371)《海国图志》多处用本土“族类”而非夷狄概念指称外邦之民，士人们能够用对等的眼光看待外邦的人和事。这表明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开始松动。

在魏源和林则徐等开明士人的呼吁下，咸丰二年（1860年） 以后，中国境内涌现出大量介绍域外史地的书籍，外国人、外国事逐渐成为读书人关注的对象。1848年福建布政使徐继畲所撰之《瀛寰志略》 在巡抚衙门刊印，未获重视，据王韬说该书1859年在日本翻译出版，推进了明治维新。对国人这种态度，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 （1874年） 一文中呼吁：“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境内出现最早的具有现代含义的“民族”一词。追溯原文得知，王韬撰此文旨在批评士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与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的状况，并提出了“所以治内者在练兵法达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海而睦邻”[5](P82-83)的自强之法。这里的“民族”一词仍属于中国本土黎民百姓之意，也并无将民权或民族国家作为自强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