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是经历五千年沉淀孕育而成

中华民族厚重的民族文化，是在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政治格局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在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孕育而生的。

独特的民风民俗、传统的伦理道德、深厚的人文精神以及，具备标识性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民族性的主要内容。

文化的民族性是建构民族身份，形塑民族心理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不仅与文化的世界性、多样性有关，而且关乎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任何国家或区域的文化都包括，民族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两个部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物质文化的世界性较为明显，传播较快，易于被其他民族所吸收。而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民族性较为显著，不易于变化。

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民族性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相对稳定、成熟，不易于变化和传播。

新世纪的武侠电影，未能正确处理民族与世界文化间的关系

在文化全球化与视觉文化的语境中，电影因其视觉化呈现、大众化接受以及意识形态实践，等特性自然成为标识民族特色、承传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

武侠电影也不例外，然而新世纪以来武侠大片的编导，为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获取高额票房收入，未能正确处理民族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间的关系，也未能实现对中国民族性文化的“现代转化”。

武侠电影中虽仍然包含有大量的传统元素，但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具备标识性的文化元素内涵，与其外在表意相互悖离，电影中的民族性文化符号，仅仅作为吸引观众的空洞的能指而存在。

武侠电影——一个本身近乎纯粹指向“中国文化呈现”的类型电影，就此丧失了文化个性，片中的侠客人物也成为一个个穿着古装的当下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武侠大片，在承传文化的民族性方面暴露出“怎样叙述传统”、“如何转化传统”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价值观层面的文化传统如何叙述、如何转化的危机。

比如，《投名状》等武侠电影，对儒家文化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着力表现儒家文化的缺陷，儒家文化由此失去了阐释故事、人生理想与人物情感这一根本价值。

客观来说，儒家文化固有其精华与糟粕，编导人员对此进行质疑、批评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回顾历史、理解现实及想象未来的时候，既失去了儒家文化这一传统依据，同时又未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具有文化特色的价值体系及其话语”。

实现民族和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成为武侠电影的迫切需求

当然，佛教文化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如果武侠电影能充分传达，佛教文化的精义要旨，无疑这将对凸显民族特色、增进民族认同大有裨益。

但这些武侠大片在否定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并未有效传达佛教在人生观、价值观层面的宗教价值。在《苏乞儿》和《关云长》中，佛教文化依然被当作，一种标识性的文化符号和消费符号，其对佛教文化的诠释实质上，是经过修正后的实利主义，表征出严重的文化危机。

除了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对佛教文化的粗浅诠释，更深重的文化危机，潜藏于电影故事本身，所传达的价值观中。

传统武侠大片传达出一种，近乎偏颇的价值取向，影片纷纷以否定人性的高贵善良，来凸显理性深度，善恶相间的人物形象表面上真实、饱满，并透露出深刻的意蕴，但事实上折射出的却是，人性的冷漠和自私，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犬儒主义。

而这正是人们在对“复杂现实”理性认知基础上的退缩，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密不可分。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具备意识形态属性的武侠电影，也成为这样一种现实的表征形式，其在质疑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又未能找到恰当精神支撑。

丧失了民族特色的武侠大片，不仅不能在世界性文化中获取立足之地，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而且也因为不能准确把握，本土受众的审美心理而遭受到强烈的批评和谴责。